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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招忠博客

回忆、反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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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余本灞陵桥畔一种地之农夫,躬耕渭滨近五载,幸逢邓公恢复高考,始受高等本科教育,继读硕士、博士,在三尺讲台传道已逾三十三个春秋。因为亲历“文革”和改革两个历史时期,加之政治学专业之缘故,作为教授,余所有思考、研究、发声也主要围绕文革和改革这两个关键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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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信仰(原创)  

2017-01-22 10:58:44|  分类: 忆先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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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八岁的时候,“文革”爆发了,那是一个毁神灭佛的历史年代,随着领袖“破四旧”一声令下,我乡的红卫兵也将本地四大神庙悉数拆除,神像全部砸毁,就连村里的家神庙和山神庙也未能幸免。
         爷爷是1887年生,1977年逝世,享年90岁,目不识丁,当时是我们本地闻名的长寿老者。爷爷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充其量也只是民间信仰,我甚至认为他的民间信仰也不是太坚定,他的行事准则更多的可以说是出自内心的公平正义。
        我的老家是陇右中共地下党发源和兴起的地方,陇右地下党和陇右游击队的司令员和副司令员都出在我们双轮磨村,其中一个副司令员夏尚忠还是我小姑夫的大哥。从幼年起,他们的事迹我都耳闻其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中国著名民族、宗教研究著名学者、甘肃和政人牙含章有《陇右地下斗争》专著问世,他是中共中央专门从延安派往陇右地下党的领导。大约是1947年左右,中共地下党找到我爷爷,计划把我家选为“窝子”,即地下党活动的秘密据点。主要考虑我们家在村子的中间,是个独庄独院,方便地下活动,加上我的爷爷为人耿直、豪爽、正派,也是个穷苦人,但没有想到我爷爷竟然委婉拒绝了他们。他说:“我家只有我一个男人,一旦外出,家里就只有婆娘和小孩,你们活动也不太方便”。听完爷爷的话,我感觉非常遗憾,对他说:“你当时如果答应当窝子,你就成为地下党了,我们家现在多好”。你猜爷爷怎么说:“我就是个下苦的命,一只在田里刨食的鸡,不要有那些非分之想,平平安安过日子最好”。后来我的堂伯父家成为中共陇右地下党的窝子,堂伯父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初成为我们合作社的李社长,由于他太老实,又胆小怕事,不但没有爬上去,后来还倒退做生产队长,也没有获得多大好处,直到临逝世的前几年才领到了少许的补助金。
         还有一件事更值得叙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陇西一贯道盛行,我的舅爷是一贯道坛主,大儿子也信仰一贯道,专门来我家做爷爷工作,让爷爷加入一贯道,他们在我家住了整整六天,早晨劝,晚上劝,苦口婆心劝,用尽心思劝,我爷爷丝毫不为所动,最后硬是没有松口。后来,一贯道案发,我舅爷和舅爸双双入狱,好好的一家人搞得家破人亡,十分悲惨。我当时问爷爷为什么不入一贯道,他回答:“一贯道的东西讲得太玄乎了!什么念咒后纸人纸马就会变成真人真马,刀枪不入,肯定是骗人的”。我想,自己一贯不信邪也与爷爷的传承有关。
      爷爷顶戴村上两宗神,家神爷和山神爷,当时虽然庙拆了,但民间信仰仍在,过年过节人们仍在原址上上香点蜡,跪拜祭祀。如果谁家的人生了病,也要问山神爷和家神爷,问明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家里打庄盖房没有按规矩,还是晚上出门鬼魂缠身。爷爷往往被别人家请去问神,设置香案,焚香点蜡,口中念念有词,三叩九拜请来山神爷或家神爷,通常是家中做饭烧火用的小凳子做神的替身。小孩如果精神萎靡不振,老家认为是受惊吓丢了魂。我小时候身体虚弱,经常无精打采,请来家神爷,终于在上学路上的一块地里找到了我的魂,将魂重新叫到我身上后,我越来越精神。实际情况是,由于我生长在饥荒年代,严重营养不良,后来能吃能睡,体格就健壮了,人精力就充沛了,但叫魂的心理安慰作用也不可小觑。我观察爷爷在顶戴山神爷和家神爷的时候,对神是非常虔诚和笃信的。 面对毁佛灭神的政治浪潮,爷爷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要做亵渎神佛的事情,会报应的。对神佛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果你不信也不要说亵渎神灵的话,这些神灵原来都是干过好事的,别人才祭奠他。
      “文革”中,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盛行,毛实际上成为中国大陆唯一的神,在众人皆呼万岁的岁月里,爷爷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仅举一例,当时每户农家原来挂中堂的地方都换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每到晚上爷爷都要指着毛泽东的照片说:“你现在乱搞,搞的我们连饭都没有吃的了,民国时候我们家还有余粮!”他反复说:“现在穿的衣服被原来好,但吃饭方面没有办法和原来比”。当时我只有九岁,对毛主席有非常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也非常崇拜毛泽东,听到爷爷的话,非常恐惧,立刻很严肃地制止爷爷:“以后绝对不能这样说,公安局会把你抓走的,会让你坐牢,也许会杀头。”我爷爷说:“我都八十的人了,还怕什么,他们枪毙我,我还享福去了,反正现在活着也是没吃没喝的,活受罪。”我厉声对爷爷说:“记住,以后绝对不能这样说。”爷爷不做声了,但下次照说不误。
         面对当时阶级斗争浪潮,批斗之风盛行,我的亲戚中也有几个阶级敌人,我外爷是现行反革命,我生父家的三姑奶是地主婆,庄科村的一个六爷爷是地主分子。大队开批评会,这些四类分子站一排在前面,接受大家批判斗争,有人带头喊口号,有人压他们的头,用脚踢打他们,用拳头揍他们,爷爷反复告诫我,这些都是你的长辈,千万别对他们无理,那样做会有罪的,就是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本地最大地主分子周家大婆娘,他多次给我说,她是个大好人,对长工很好。这个地主婆来我村讨饭时还专门喊她进家里吃饭,还给她装了一碗在当时非常奇缺的白面。在我爷爷眼里,根本没有阶级立场,只有亲情和人伦,他不受当时政治气候左右,也丝毫没有被阶级斗争教育洗脑成功。
        还有一件事情更令我刻骨铭心,我的一个远房大达(大伯)叫李守职,是公社所在地人,雇农出身,初级社时入党,在路园小学当民办教师。“文革”中讲成分,担任了小学副校长。大概是1971年左右的一个晚上,双轮磨大队武装民兵在他们家抓住了一个流窜犯叫孙文俊,他是本省甘谷人,走乡串户销售茶叶,每次来住在李老师家。他是一个被通缉的反革命案件首犯。搜查李老师家时,还发现他家竟然用毛泽东标准像垫箱子底。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李老师这下遭大殃了,白天各年级学生轮流批斗,晚上老师批斗,每天的批斗达十个小时以上,搞逼供信,李老师家庭出身好,这方面找不出任何问题,就是对毛不敬,用毛像垫箱子底,批斗会最大的任务是迫使他供出加入了孙文俊的反革命组织。李老师是个硬汉子,尽管学生斗他斗得很厉害,甚至在批斗会上他还晕倒过几次,当时喊杀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学生大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反复说一句话:“我只知道孙文俊是买茶叶的,不知道他是反革命分子,我家三代贫农,全家三个党员,对党忠心耿耿,我如何会加入反革命组织呢”?多少次批斗会的逼供信都得不到他们需要得到的口供,最后还是撤销了李老师副校长职位,不让他当民办教师,送到大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交代问题,所幸孙文俊保了李老师,他对审讯者说:“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党员,我没敢发展他加入反革命组织”。孙以反革命集团案首犯判刑二十年。改革开放后,复查时,孙文俊反革命案也是个冤案,孙获得到平反,听说这个投机倒把分子后来还发了财,这是后话。我当时特别不喜欢李老师,在所有老师中,他对我批评最多,也最严厉,有一次上体育课,我与另外一个同学说话,他竟然揪着我耳朵把我从队伍中拎出来。我当时真有对李老师公报私仇的想法,我爷爷反复交代“随随(李老师乳名)是你大达(大伯),别人怎么样我管不了,你千万不要做对他不利的事情”。每次批判会因为我的作文写得好,都要上台发言,但从来没有动手打人,在整个“文革”中,我从来没有对被批判的人动过粗,与爷爷的敦敦教诲密不可分。
      爷爷没有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也不牢固,他信神又不全信,从不信邪,他的这些思想不是靠读书得来的,而是靠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判断是非曲直不是靠逻辑推理,完全出于良知,耿直、善良、讲人性应该是爷爷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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