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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招忠博客

回忆、反思、实录。

 
 
 

日志

 
 
关于我

余本灞陵桥畔一种地之农夫,躬耕渭滨近五载,幸逢邓公恢复高考,始受高等本科教育,继读硕士、博士,在三尺讲台传道已逾三十三个春秋。因为亲历“文革”和改革两个历史时期,加之政治学专业之缘故,作为教授,余所有思考、研究、发声也主要围绕文革和改革这两个关键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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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的民工生涯(原创)  

2016-10-28 21:53:02|  分类: 李招忠回忆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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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高考落榜后,我于8月去兰州市,在省建二局六公司701工程处当了一名外包工。
     当时甘肃省建工局副局长的儿子在我们大队王家沟生产队当知青。这个生产队的知青出了大人物,现任青海省省长郝鹏也在这个生产队当过知青。因为这层关系,我们大队组织了一个工程专业队赴兰州搞建筑工程工作。
    我们同村的蔺世明当工程队队长,蔺是路园中学高我一级的学生,但年龄比我大五岁,1953年生的,属蛇。当时的主业是农业,其他各业都叫副业,搞副业的目的是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我们干活挣的钱一半交所在生产队,由生产队记工分,年终参加生产队分红。
     我们生产队第一次派出的几个人因为水土不服,拉肚子,无法适应兰州环境最后撤回来了。我们是第二批派出的,共四人,有吕耀荣、李跟成、李明义和我,吕当时四十多岁,那时四十多岁的人在农村感觉已经是很老人了,跟成小我两岁,明义大我三岁。
     记得当时是晚上进的兰州城,这是我第一次到省城兰州,坐的是大卡车,车上装着我们四人的行李,还有一些面粉和清油,另外装有其他生产队工友的面粉,人车混装。当时的交通管理不严,我们四人就坐在大卡车货上,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以前只坐过拖拉机。
     一进兰州市,整个城市灯火辉煌,透亮透亮,晚上像白昼似的,特别是当我看到女司机开着大公交车,感觉非常神奇,感到这些女人很厉害,居然会开这么大的车,很惊讶!城市马路宽广,高楼大廈林立,令我的确心动不已。
    我们当时住在盘旋路左边的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沙漠研究所楼房后面两间大平房里,沙漠研究所的旁边是冰川冻土研究所和高原物理大气所,再往前就是盘旋路,走过马路,对面是兰州饭店,当时兰州烟盒上印的就是这个饭店的图片;再往南继续行进,就到了兰州大学、和平饭店、兰州火车站,这是兰州市当时最繁华的地方。
     我们住的平房,大家打通铺,十几个人住在一起,由于卫生条件差,臭虫特别多,好在当时干了一天重体力活,非常劳累,这些臭虫也奈何不了我们,倒头照样呼呼大睡。上大学后,1980年暑假期间,为了挣学费,又在工程队又干了近一个月,这时我已完全没有抵抗臭虫的能力了,此后,再也不敢来这里干活了。人真是个容易腐化的动物,当我后来学历史,听说某领袖扬言,如果有人造反,就上山打游击的话,感觉还是很不靠谱。
    工程队专门几位大师傅给大家做饭,一日三餐,有面条、馒头和炒菜,按每个人吃的数量算价,当时吃得不好,能吃饱。隔壁住着临夏一个工程队,他们伙食比我们好多了,干活我们也无法与其相比,真像猛虎下山一样威猛。现在看来,当时还是尽量要把伙食开好,尽量多出活,多挣钱,在吃饭上能够几个省钱。在几位大师傅中,邻村王家沟的王月顺和我关系很铁,他是个嘴上不饶人,但心地很善良,对我多有照顾。1979年春节我们在兰州留守后,两人关系更加友好。
     当时省建二局六公司701工程处的人分为干部、国家正式工、合同工、外包工四大类。合同工虽仍为农村户口,但口粮由国家供应,工资也是固定的,干得好的,还有转为正式工的希望。外包工不仅是农村户口,由于整个毛时代粮油非常缺乏,全国实行粮票制,有钱没有粮票在城里没法吃饭,必须自带口粮,工钱采取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没有转为正式工的可能,不享用任何国家劳保和福利待遇,生了病用工单位也撒手不管,出了工伤事故也一概不负责。正是由于这一段特殊经历,我后来从事农民工研究课题,看到农民工受到的种种不公待遇,感同身受,我也公开说,我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工。
    工程队是由双轮磨大队各个生产队派人组成,人数多少不限,人员也不固定,家里如果有事情,可以自己跑回家,生产队如果需要人,也可以调人回生产队干活,记得人数最多时大概超过一百来号人,少时三四十号人,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四五号人。1983年我在甘肃教育厅二次分配时,仅有四人留守,他们是杨俊明、阎璐璐、杨世堂、樊明礼,住在兰州高原物理大气所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我当时还和他们住在一起。在这些坚守者中,杨俊明后来成为渭源著名的大老板。
     工程队的工作是干盖楼房的苦力话,比如挖地基,灌浆,楼房盖好后,用锤子敲平地面,用砂纸把墙打光滑,旧房子的拆迁由于忙于爆破设备,也是用人拿个大铁锤一块一块地砸倒。当时,有技术含量的活都由正式工做,剩下的全是合同工和外包工做,当时,建筑行业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多活不是机械操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我不大适合高空作业,一到四五楼干活,头就发晕,都是在地面干活。
     我们村四位被分配到材料科干活。材料科负责701工程处的材料供应。科长是个上海人,为人非常精明,能力超强,待人非常客气,与我们这些外包工接触和说话都非常讲究礼数,和蔼可亲,当时与我们说话都要连说几次谢谢,搞得我们还怪不好意思的。
     每早八点前我们去材料科等待科长派活,基本每天派一辆大卡车供我们使用,有时派我们给公司拉牛毛毡,有时拉劳保用品,有时拉面粉,有时给旁边那几个科学院搬运实验设备和仪器之类的事情,有时去工地卸沙子、木板和砖头,根据公司需要,灵活机动,公司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这一年,我们四人坐在拉货的大卡车后面,江公司给我们每人提供的一件大皮袄,盖在身上,睡在大卡车里,每天行进在兰州的大街小巷,东到西固城,西到东岗镇,南到白塔山,北到五泉山,全市几乎全都跑遍了。以至于后来我在很多城市生活过,有的城市甚至生活近二十年,都没有对兰州市那么熟悉。去的最多的是土门墩货场,因为几个科学院的仪器等设备运来兰州时主要村放在这个货场。我曾一个人在东岗镇货场睡在车厢里面,为冰川冻土研究所守货达五六个晚上,亲自目睹了女装卸工干活的厉害和辛劳,那么重的东西扛在她们肩上居然能健步如飞,货车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卸,即便深夜到货,也要立刻卸掉,雷厉风行,真是军事化行动。我那时体力也非常棒,装卸面粉时,二百斤的包子随便扛,连气都不喘,我已经被那个时代完全改造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了。
    同村四人中,跟成负责和材料科科长联系,我负责记账,记录每天的出工情况,每月结算一次工资,我们的工钱在当时算很高,每人出勤一天八小时算一个大工,一个大工四元,一月共一百二十元,晚上还要加班,每晚算一个小工,一块七角五分钱,一月挣一百五六十元,交给生产队一半,自己还有八十元,自己负责伙食费,在1978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记得当时物价超便宜,每次发了工资都要改善生活。我最喜欢吃猪肘子,一个那么大的猪肘子才八角钱,一碗牛肉面一角五分钱。跟成和我关系最好,也舍得花钱吃喝,我们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一个大队的其他工友中,与我关系最好的是绰号为逛子的人,他是我们大队田家湾人,小时候出去流浪过,他为人非常豪爽,性格开朗,力气很大,对我非常好。
     虽然工资收入不错,但我的内心还是很沉闷,特别是看到科学院的专家学者每天上班,拿着厚厚一大本书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特别羡慕,当我每次从兰州大学校门口走过的时候,我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本来1977年体检如果不出问题的话,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而今竟然沦落到这步天地。我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
    工程队的领导蔺世明在生产队与我关系很一般,但在工程队慢慢成为好朋友。他长得一表人才,个头有一米八几,非常敦实,一双眼睛黑而明亮,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为人耿直,有能力,乐于助人。因为我们是同村人,他也慢慢发现我头脑清醒,为人忠诚可靠,就逐渐信任我,倚重我。每个月工程队结算我都参加,到1979年春节过后开工的时候,我已经是带着十几个人干活的小工头了,我明白他是有意培养我,但我的心思不在这里,我的志向是考大学。
    当时工程队都是干包工活,工长都是工程队委派的,像挖的土方,填的石方,不同土质工价差别很大,像马路上整理石子和沙子,用多少工,也都是由工长一人说了算。当时整个社会风气还算好,但也有公关活动,一般是从老家带来鸡蛋和清油,送给工长。
    601工程处的管理当时非常松散和混乱。我们卸大卡车上的砖头和木板时,只卸了一大半,司机就把剩下的小半车全拉走,我们也不好干预这些事,他们拉走我们好少卸点。很多同事也把工地的木板锯成小块,带回家做家具。我当时的心思主要花在准备大学考试,从民意做过这些事情,再说我这人也从来不贪不占。
    601工程处的科长和工长都待我非常好。记得一个领导是通渭人,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姓名,专门给我派了一个修架子车的轻活,让我腾出了五天时间复习考试,也有很多人在精神上鼓励我考大学。后来,我考上大学后,在701工程处熟悉的领导圈传为佳话。
     蔺世明在1979年春节专门把我留在工程队留守,并指定我为留守人员的负责人,因为我父亲和当时的队长关系很僵,怕我回家后第二年不让再来兰州,因为这个活能够挣钱,还能够挣大工分,很多人都争着来做。
     1979年端午节,我离开兰州建筑工程队,回家准备1979年的高考,大抵复习了近一个月。考完后,为了生存,第二天我就回到兰州建筑工程队继续干活。大约是8月初的一天,我的姐夫从老家打电话到工程队,告知我,高考已经上线,让我立刻回家填写高考志愿。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1977年高考超出分数线六七十分,因为体检出了问题没有上成大学。接到电话后,我立刻爬上一辆拉煤的货车回家,第二天填好志愿后,在家焦急地等待高考录取通知书。
           我苦苦等待,终于在1979年9月15日收到了陕西师大分录取通知书。
           这样,我结束了近一年的民工生涯,也结束了二十一年的农村生活,成为一位吃国家商品粮的人,终于迎来了我人生命运的一次最大历史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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